沒人能準確知道一年因外賣產生多少垃圾。

“外賣塑料袋十五天可覆蓋一個西湖”、“一天扔掉的外賣盒可以堆出330多個珠穆朗瑪峰”，幾年前媒體曾用這樣的表述來形容外賣垃圾的可怕。若按照上述計算方法 ，2020年外賣垃圾已經變成“外賣塑料袋不到三天可覆蓋一個西湖”、“外賣盒一天可以堆出770個珠穆朗瑪峰”[1]。

YOUNG財經通過訪談、數(shù)據(jù)梳理、推算等方式發(fā)現(xiàn)，2020年全國外賣垃圾中塑料垃圾重量約57.8萬噸~160萬噸(因調研團隊的標準、方法、樣本等不同，推算方式見下文)。

無害化處理160萬噸塑料垃圾大約要花費24.5億元，費用將由我們每個人所繳的稅費承擔。除要求外賣商家按限塑令收取包裝費、打包費外，外賣平臺又做了什么呢?

在2020年10月舉辦的“社會企業(yè)與影響力投資論壇”上，美團青山計劃負責人管瀝稱，外賣垃圾占整體生活垃圾中廢舊塑料的比例只有4%，其中塑料成分占80%。管認為，外賣垃圾體量并非特別大，“不是一個大頭的廢棄物”。

為回應輿論對外賣垃圾污染的批評，2017年國內兩大外賣平臺美團和餓了么，分別推出了“青山計劃”和“藍色星球計劃”。這兩個計劃都標榜致力于推動外賣行業(yè)環(huán)境保護問題的解決，做一些環(huán)保宣傳、研究，并在平臺端推出了“是否需要配送餐具”的選項。

深圳市零廢棄環(huán)保公益事業(yè)發(fā)展中心理事長兼執(zhí)行主任毛達對YOUNG財經評論，青山計劃以及藍色星球計劃帶來的實質性變化很少，更多的是公關宣傳向的，“給我們一個社會印象，好像他們做事(環(huán)保)很積極”，這種積極“麻痹了一部分人”。

“(外賣垃圾)總體上趨于嚴重”，毛達這樣對YOUNG財經描述外賣垃圾的現(xiàn)狀。隨著疫情的爆發(fā)“大家對外賣的依賴度越來越高”，與之形成對比的是人們對外賣垃圾數(shù)量及危害的麻木，這導致外賣垃圾造成的污染無法得到足夠的重視。

YOUNG財經通過梳理公開論文、報告發(fā)現(xiàn)，兩個高校研究團隊得出了2019年、2020年外賣行業(yè)塑料垃圾數(shù)： 一個調查顯示2019年外賣行業(yè)共產生約54萬噸塑料垃圾，另一個團隊得出2020年共產生了約160萬噸塑料垃圾。

深圳大學土木與工程學院副教授段華波和他的團隊，在2019年下半年面向外賣商家，騎手，消費者及平臺，在深圳、北京、上海、杭州、成都和武漢6座城市開展調研，獲取了數(shù)千份樣本，對不同類型外賣的包裝重量進行了估算。段華波向YOUNG財經透露其調研和估算結果：2019年外賣行業(yè)共產生約90萬噸垃圾，其中塑料類占60.1%(約重54萬噸)，紙類29%，木筷類8.3%，金屬類1.1%和其他類約1.4%，即塑料類54.09萬噸，紙和紙類26.1萬噸，木質筷子7.47萬噸，金屬類0.99萬噸，其他類1.26萬噸。

清華大學環(huán)境學院溫宗國教授 2022年1月，在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上發(fā)表論文 [2] ，指出通過第一手調研，在重慶、北京、上海、廣州、深圳、煙臺、成都、襄陽這8個典型城市獲取數(shù)百份樣本，估算外賣行業(yè)在2020年共產生了160萬噸塑料垃圾。YOUNG財經聯(lián)系溫宗國詢問具體估算過程，未得到回應。

管瀝口中“體量不算特別大”的外賣垃圾數(shù)據(jù)，來源是美團在2020年8月公布的《外賣行業(yè)環(huán)保洞察暨青山計劃三周年進展報告》，該報告專家顧問之一是溫宗國，報告大量使用了溫論文的內容。

外賣產生的垃圾難以統(tǒng)計，樣本、城市、餐飲習慣的不同，最終也會導致數(shù)據(jù)有很大的差別。

同濟大學循環(huán)經濟研究所所長杜歡政教授告訴YOUNG財經，全國外賣垃圾總量估算難度很大，因為不同地域消費結構不一樣，最終產生的外賣垃圾也不一樣。

現(xiàn)有的研究通常是按照一定標準(如溫宗國團隊通過經濟規(guī)模、人口規(guī)模、餐飲產業(yè)規(guī)模等標準挑選了8個典型城市)選取典型的樣本城市估算全國的總量，這會導致不同團隊最終統(tǒng)計的數(shù)據(jù)差別大。

溫宗國在他的論文中指出，中國有超過兩百個城市有外賣業(yè)務，不可能逐一進行實地調研。關于產生多少外賣垃圾，最終只能由外賣平臺給出答案。

致力于推動解決塑料污染的環(huán)保機構“擺脫塑縛”的相關負責人對YOUNG財經表示，外賣垃圾數(shù)據(jù)應由外賣平臺進行統(tǒng)計，“商務部明確要求電商平臺加強對平臺內經營者減少、替代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的宣傳引導，并對相關數(shù)據(jù)進行統(tǒng)計。”

擺脫塑縛相關負責人所指的規(guī)定，是《商務領域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、回收報告辦法(試行)》，其中規(guī)定， 外賣企業(yè)應當加強對平臺內經營者減少、替代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的宣傳引導。通過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、回收報告系統(tǒng)，向所在地縣級商務主管部門報告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、回收情況。

毛達對YOUNG財經說，數(shù)據(jù)公開是外賣平臺的責任，否則國家很難進行整體治理。

由于美團與餓了么未公布每年具體的外賣垃圾總量，YOUNG財經將按照溫宗國團隊與段華波團隊估算的外賣垃圾總量，分別估算出了處理這些垃圾的社會成本。

段華波團隊估算2019年共產生約90萬噸外賣垃圾，YOUNG財經根據(jù)易觀數(shù)據(jù)統(tǒng)計的外賣單量，2019年160.3億單和2020年171.2億單，由此推算出了2020年，外賣垃圾為96.1萬噸，按塑料垃圾占比60.1%推算，則外賣中塑料垃圾約為57.8萬噸。

溫宗國團隊估算2020年外賣行業(yè)共產生160萬噸塑料垃圾。

這兩個對2020年全國外賣垃圾估算量數(shù)據(jù)，分別相當于2020年長沙城區(qū)居民1年零8個月和5年的塑料垃圾產量。 [3]

YOUNG財經大致算出了外賣垃圾帶來的社會成本。這些成本包括：生產外賣包裝的碳排放成本、外賣垃圾收集清運處理費用、給人帶來的健康損失。

1)外賣垃圾碳排放成本

想要分析一件產品究竟對環(huán)境有多大的影響，業(yè)內公認的方法是對該產品進行生命周期評估(life-cycle assessment)，即分析一項產品從生產、使用到廢棄或回收再利用等不同階段所造成的環(huán)境沖擊。

這樣做的原因在于，產品造成的污染與碳排放存在整個產品的上下游，“塑料包裝的污染不僅存在于使用完扔掉這個過程，還存在于整個產業(yè)鏈，它的污染是分散的。”廣東工業(yè)大學生態(tài)環(huán)境與資源學院特聘教授周雅這樣向YOUNG財經解釋。

以PP(聚丙烯)餐盒為例，PP餐盒的生產從石油開采開始，原油經萃取后首先要經過蒸餾，輕油采用常壓蒸餾、重油使用減壓蒸餾。蒸餾后的產物經過蒸汽裂解得到丙烯，產物丙烯經過純化后聚合得到最終產物聚丙烯。聚丙烯的母粒在筒體和螺桿的作用下熔融擠出，經輥壓作用壓延形成片材，片材經過適當模具二次沖壓成型得到不同大小和形狀的餐盒。整個過程都在產生二氧化碳，二氧化硫等廢物，以及消耗能源。

想要計算一份外賣包裝垃圾造成的碳排放，就必須計算外賣包裝的生命全周期造成的碳排放，這包括外賣包裝的生產，外賣的配送過程，以及外賣包裝的無害化處理三部分。

清華大學環(huán)境學院教授劉建國對YOUNG財經表示，污染估算要劃好邊界，“邊界的選取是很重要的，你選擇某一個環(huán)節(jié)去看這個問題，還是從全生命周期去看，它的影響最后是不一樣的。” 這意味著，若要測算出一個經得起推敲的數(shù)據(jù)，需要嚴格劃分好邊界，不同邊界的劃分，會造成生命周期評估的結果大為不同。

段華波對YOUNG財經稱，他們團隊通過估算的垃圾量進行生命周期評估，算得2019年外賣垃圾的碳排放為兩三百萬噸，但他同時強調，這一數(shù)據(jù)可能偏高。如果保守估計，按200萬噸碳排放量，再以剛成立不久的全國碳排放權交易機構3月3日收盤價57.9元計算，這部分碳排放的價格為1.16億元。若按成熟的碳排放交易市場歐盟2月28日的碳交易收盤價82.21歐元計算，200萬噸碳排放的價格為1.64億歐元(約合人民幣11.48億元)。

溫宗國團隊估算的2020年外賣行業(yè)塑料使用量為160萬噸，由于無法確定邊界，YOUNG財經無法使用該數(shù)據(jù)進行推算。但溫測算2019年北京一份外賣訂單的環(huán)境影響時，測得北京一份外賣產生97克的包裝垃圾和680克的碳排放當量[4]，按該數(shù)據(jù)計算，則2020年全國外賣行業(yè)的碳排放為千萬噸級別。

2)無害化處理成本

數(shù)億消費者所造成的以百萬噸計的外賣垃圾，最終絕大部分將會進入填埋場或是焚燒廠進行無害化處理。

有多少外賣餐盒被回收，無人知道準確的數(shù)字。

劉建國對YOUNG財經表示，他參加循環(huán)經濟協(xié)會和物資再生協(xié)會調研時，被告知有將近40%的PP餐盒會被回收。深圳大學土木與交通工程學院副教授段華波告訴YOUNG財經，他們團隊調研時發(fā)現(xiàn)，外賣餐盒被回收的比例很少，但并未統(tǒng)計具體數(shù)字。

擺脫塑縛的負責人對YOUNG財經介紹，目前的外賣餐具回收仍存在難度。“外賣包裝廢棄物因與食物直接接觸，含油多，且多有食物剩余，PP材質餐盒的回收若要加上清洗成本則其經濟效益將大打折扣，回收率遠比不上PET塑料瓶。外賣中的紙包裝被油脂污染后難以清洗，基本不被回收。”

除了直接焚燒填埋，一些地方雖然會將外賣垃圾視作餐廚垃圾，與殘余食物一同進入餐廚處理廠提取油脂，但是海寧綠動海云環(huán)保能源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陳滄海告訴YOUNG財經，由于提取過油脂的垃圾殘渣高油高鹽，無法堆肥形成肥料用于農業(yè)或者林業(yè)。當?shù)氐牟蛷N處理廠會將包括包裝袋和外賣盒在內的殘渣打碎之后脫水，送到焚燒廠焚燒。

在上述美團報告中稱“絕大部分外賣垃圾隨生活垃圾進入焚燒或填埋系統(tǒng)”，所以本次按照外賣垃圾將全部進入無害化處理，也就是全部被焚燒或填埋來推算。

根據(jù)2020年城鄉(xiāng)統(tǒng)計年鑒，2020年，中國生活垃圾焚燒率為62%，填埋率為33%，其他方式約占5%。由于外賣主要集中于大城市，大城市一般焚燒率較高，所以本次將按照外賣垃圾65%焚燒，35%填埋計算。

填埋和焚燒的社會成本包括：收集、清運生活垃圾成本，垃圾處理費用，政府對垃圾處理企業(yè)的各類補貼，以及垃圾處理造成的居民健康損失。

2015年，中國人民大學環(huán)境學院宋國君教授在《干旱區(qū)資源與環(huán)境》發(fā)表名為《城市生活垃圾填埋處置社會成本核算方法與應用》，計算北京生活垃圾的填埋成本，測得2012年北京每噸生活垃圾收集成本為1530.7元，并折算2015年該費用為1620.62元。

2017年，宋國君團隊在《中國人口·資源與環(huán)境》發(fā)表《城市生活垃圾焚燒社會成本評估方法與應用》，測算2015年北京生活垃圾焚燒成本。在共有三座垃圾焚燒場的情況下，測得北京每噸生活垃圾焚燒的社會成本為2253元。其中包括763.99元的健康損失(健康損失僅計算二噁英造成的癌癥死亡情況，毛達告訴YOUNG財經，外賣垃圾本身焚燒并不會產生二噁英，但由于進入生活垃圾系統(tǒng)成為混合垃圾，無害的垃圾也變得有害)。

上述產生的三類成本中，政府補貼將由國家或地方財政承擔，收集轉運費用將由地方政府公共財政承擔，健康損失則最終會通過醫(yī)保轉嫁至醫(yī)保基金。

宋國君對YOUNG財經表示，發(fā)表報告后，他沒有繼續(xù)測算后續(xù)的垃圾處理成本。 所以本文以宋國君測算北京2015年焚燒成本、填埋成本的方式，推算2020年外賣垃圾的無害化處理成本。

按段華波團隊數(shù)據(jù)折算2020年外賣垃圾96.1萬噸計算，則有62.465萬噸被焚燒，33.635萬噸被填埋。焚燒將產生9.3億元的政府補貼、收集轉運費用，4.77億元的健康損失費用，填埋將產生5.45億元的收集轉運處理費用。這意味著最終將有14.75億元的成本由地方財政或國家財政承擔，若是算上健康損失，則為19.52億元。

按溫宗國團隊估算的2020年塑料垃圾160萬噸計算，則有104萬噸被焚燒，56萬噸被填埋。焚燒將產生15.49億元的的政府補貼、收集轉運費用，7.95億元的健康損失;填埋將產生9.08億元的收集轉運處理費用。這意味著2020年有24.57億元的社會成本由地方財政或國家財政承擔，算上健康損失，共為32.52億元。

2020年美團公布其凈利潤為31.2億元，餓了么并未公布相關數(shù)據(jù)。

事實上，上述計算成本與實際成本存在較大的差距，一方面物價上漲，另一方面則是宋國君僅計算只有三座焚燒廠工作時的社會成本，現(xiàn)如今大多數(shù)城市的焚燒廠的數(shù)量都超過三座，造成的社會影響會大幅增加。 宋國君曾在2017年發(fā)布過一份《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燒社會成本評估報告》，引發(fā)了不小的爭議，稱在11座焚燒廠運行的情況下，2018年北京垃圾的焚燒社會成本將會達到6250元/噸。

除此之外，上述成本還未包括因建造焚燒廠而導致周邊房價下跌的損失，多數(shù)居民反對建設焚燒廠的原因中，都包含了害怕影響房價一條。

關鍵詞： 外賣垃圾 塑料垃圾 環(huán)境保護 整體治理